• 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,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,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。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。

  •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,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,从他们日常的做法、想法、看法中,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,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。

    看书的意义就在于此,从书中汲取一种思想,培养自己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。

  • 组织绝症,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。”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,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,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、异族的兴起。“

第一章 万历皇帝

  • 1587年,是为万历十五年。

  • 他既为皇帝,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。

    所谓高处不胜寒、独孤求败。

  • ”夫人不言,言必有中“。

    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,言辞简短准确。

  • 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,艺术的精湛,对苍生并无补益。

    不认同。艺术会影响人的思想,思想控制人的行为,行为体现人的德行。

  •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,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。

  • 郑氏之所以能记得万岁的欢心,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,而是由于聪明机警,意志坚决,喜欢读书,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。如果专恃色相,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。

    始于颜值,敬于才华,合于性格,久于善良,终于人品。

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

  • ”一脚踢到楼上“——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;其所任新职,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。

    明升暗降。

  • 就是皇帝的亲耕,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,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。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,而决心以行动促成其成为现实,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。

  • 两只仙鹤,翱翔于云中;两只鹌鹑,觅食于草丛。

  • 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”阳“,而把人们不可告人的私欲称为”阴“。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。

  • ”不肖者犹知忌惮,贤者有所依归。“

    好的好,坏的别太坏。

  • 讪君卖直。

   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,过去对朝廷的唯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,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。

    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,甚至不惜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,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。

  •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,不能谦虚谨慎,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。张居正力图振作,要求过于严厉,以至抗拒横生。在他有生之日,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,可是一旦身故,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。

  • 技术上的争端,一经发展,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,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。

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

  • 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,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其所以能勉强维持,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。而像我们这样庞大的历史悠久的帝国,即使是在不利的条件之下,仅凭惯性的作用,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。

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

  • 一般说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,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。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,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,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。然则在紧要关头,皇帝左右全局、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,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。

  • 迷信与非迷信,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。例如,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、一种前途建立信念,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。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,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,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,没有根据,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。

第五章 海瑞——古怪的模范官僚

  • 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,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。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,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;但是,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,却不仅会意见分歧,而且分赴的程度极大。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,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的办事准则。

  •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,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,更谈不上保障人权。

  • 个人道德之长,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。

  • 海瑞当时是极端地廉洁,极端地诚实,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也可能就是极端地粗线条,极端地喜欢吹毛求疵。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,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。

  •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,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,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。

  • 对于农民的剥削,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。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,绵延数千载,代代相传。

  • ”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“,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,其间的盛衰迭代、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。但是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,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。

  • 只能他以个人的力量,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,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,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”志大才疏“的评语了。

  •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征。

    我们为乐道,但不安贫,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。

  • 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,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,而是来自经常的、艰苦的自我修养。既已受灵感的启发,他就加重了自我的道德责任;而这种道德责任,又需要更多的灵感才能承担肩负。如果不是这样,他坚持不懈的读书著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  •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,海瑞的回答是,无非是出于恻隐和义愤。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,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。

    如果为士为官,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。

    我将无我。

第六章 戚继光——孤独的将领

  • 就武将来说,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,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:冲锋陷阵,要求集中全力,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;退守防御,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,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;战斗胜利,就一心扩张战果,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。在一般情况之下,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,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。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,标榜稳健和平。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下立下的汗马功劳,在文官的心中不过是血气之勇,即使克敌制胜,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。

  • 明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。

  • 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。

  • 严峻的纪律,仅是治军方针的一面;另一方面则必须鼓舞士气。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,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,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于平时的刻苦训练。

  • 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,却有造反的能力。

    有时候,这就是原罪。

第七章 李贽——自相冲突的哲学家

  • 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,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。

  • 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,一个人成为圣人,则是把自我之有化而为无,进入了寂灭的境界,以致”无声无臭“。这种高悬在空中的理想主义,只能深藏于内心,不能应用于现实,并发展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标准。

  • ”格物“,也就是接触事物和观察、研究事物。”格物致知“。

  • 大凡高度的概括,总带有想象的成分。

  • 良知&意念

    • 良知,是自然赋于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,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,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。
    • 意念,可以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,对因果关系更加重视。一件白色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,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。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”知行合一“说。
    • 知识是一种决断,必定引起一种行动。

集中整理篇——文官政府

  • 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,而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文官。

文官政府的统治:以道德为施政根本

  •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,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,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。
  • 道德至高无上,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,而且可以代替行政。
  • 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,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,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。
  • 体制上有欠周全,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。

文官政府与农民:统治与被统治,代表与被代表

  • 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,他们是被统治者,不读书,不明理,缺乏共同的语言。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。

  •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,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,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。

    就看知识分子代表谁了,如果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,长久不了。

文官政府与独裁者:组织的首领,组织的奴隶

  •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,皇帝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一登皇位,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,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。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,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。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,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。

  • 多少看来,文官已经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,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。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,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,他实际上所有控制的则至为微薄。名义上他是天子,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。

  • 中枢的管理被官僚习气所掣肘,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。

    古代由于交通和信息传达不便,政策执行的折扣非常之大。

    属于这种体制的行政管理办法:责任——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,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。凡是发生事故,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,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。

文官 > 武官

  • 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,已经成为绝对趋势。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,缺乏政治意识,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。即使是高级武官,在决定政策时,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;偶或有所陈献,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。

  • 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,冲突激化,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,通常就会导致战争。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,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,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,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。

  • 文官集团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。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,在指定的地区活动。

    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文官集团的集体意志

  •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,实施后或成或败,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,否则理论上的完美,仍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
  • 说来说去,施政的要诀,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,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。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。此亦即鼓舞士气,发挥精神上的力量。

  • 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。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,自然更不必说。

  •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,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。至于官员本身,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。

  • 悬案不结,责任不明,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,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。

  • 因之我们的政事,注重体制的安定,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。牺牲少数人,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。

  • 在形式化的政府中,表面即是实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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